我第一次见识液化气瓶，并不在杭州，而是在上海。那是年春节刚过，拜访友人，他展示了新配置的煤气用具，划了一根火柴，灶具火圈上顿时放出一股蓝色火焰，然后又啪地旋灭。羡慕之余，我也不免为家里放着这个盛满易燃易爆物的怪物而担忧。
杭城市民的这份担忧和惧怕同样强烈。“只有想方设法，才能让大家慢慢接受这一新生事物。为了做好宣传，消除惧怕，我们先在建设局的局长办公室和传达室各放置了一整套液化气用具，当着大家的面用它来烧水、做饭，有意识地让每个有兴趣的人都来实践一番。就这样，大家摸透了液化气的脾气，觉得它其实与电一样，只要使用得法，是十分安全的。虽然价格上可能贵一些，但它比煤饼炉方便多了，烧水煮饭的速度很快，可以节省下很多时间，也就觉得值。那段时间，那两套液化气用具经常有人来参观、来尝试，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它了。”曾任杭州液化煤气筹建组临时负责人的李国夫回忆。
社会办液化气现象一度繁盛
杭州发展液化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解决西湖风景区的大气污染问题，所以对用户发展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范围。年7月，市建设局革委会确定用户发展原则，即从改善和保护杭州城市环境考虑，按地区分段分片逐步发展，首先安排在西湖周围，环湖片的餐饮企业、居民即在此列。另外，适当考虑在杭老红军、有关领导、省市劳模、甲等三级以上残疾军人等，并要求创造条件，争取多发展、快发展。
多发展、快发展，在当年只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当广泛知晓液化气的优点之后，大家对用上液化气的渴望越发强烈。从敬而远之到趋之若鹜，再到上天入地般索求，这就是当年的人们对于液化气的态度。但由于气源所限，大多数市民只能苦苦等待。当年的液化气用户，每年只有8张气票，即一年只能换8瓶煤气，但若不够烧，用户之间可以互相调剂。在收取气票和交纳用气费之外，煤气公司还对用户回收煤饼票。
针对如此情状，年，省计委、省石化厅下文：“在‘六·五’期间浙江炼油厂原油和催裂化加工计划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要严格控制扩点和新增用户，液化气供应一律不开户，对未经省计委批准的，炼油厂不予供应。”
杭州煤气公司门庭若市，挤满了前来要求开户的市民，有的企事业单位准备拿出福利费，为职工们集体开户。正因为议价液化气仍供不应求，有人戏言：两只液化气瓶可以换一套房子了。确实如此，当时公司以允诺议价气开户为条件，换来几家企业提供的住房使用权，解决了职工的住宿问题。现在听来，仿佛一则传奇。
议价气的推出尽管解了市民的渴，但争取稳定的气源仍是一个难题。当时的煤气公司职工之间，流传着这么一句玩笑话，说人最怕断气，而煤气公司员工的工作也是最怕断气。前面指的是呼吸，后面说的则是贮存着的煤气了。这说明大家把气源短缺看得多重要。
环西供应站的送气工准备出发送气上门
年以后，全省各地普遍使用液化气，大家都去位于镇海的浙江炼油厂拿气，连议价气都拿光了，杭州煤气公司不得不加紧往北方争取气源。“当时南京的扬子石化总厂刚刚投产，当时的常务副市长亲自带着我们前往那儿争取气源。市建委副主任也带着我们去河北沧州炼油厂，另外几路人马则奔赴河南洛阳、黑龙江大庆、辽宁抚顺、新疆乌鲁木齐、山东济南以及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找气，去得最多的当然是上海的高桥石化、金山石化总厂。反正只要有气源，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那儿，千方百计地拉回来。可想而知，这过程中我们常常受到冷遇，受过不少委屈。有时候去争取气源真有点儿乞讨似的，但为了正常供气，只能忍耐、坚持着。”担任过杭州煤气公司经理的胡承德回忆。
这样的局面约莫持续了三四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形成，各家炼油厂均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炼油厂都已停止了计划气的供应。由于此时还存在着平价气用户，杭州煤气公司还是按平价对这些用户供气，差额部分由财政补贴，这样的状况又维持了好几年。后来，平价气与议价气两者的供气价格慢慢靠拢，界限渐渐模糊，直至合二为一，平价气、议价气、集资款之类的名词也都成了历史。
（摘自《日出钱塘升正气》，作者孙侃，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孙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