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力才是影响力
“做一件经得起时间检验、历史推敲的事情并不容易”---独家专访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本文首发于：-4-25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宋阳张粼粼
樊锦诗，全国政协委员，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自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浙江杭州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年任副所长，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图为樊锦诗向游人介绍敦煌莫高窟。CFP/供
●“国家既然同意让我来敦煌，我本人也答应了，那就要坚持，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难以想象，在敦煌这么有名的地方，人们却过着如此简陋的生活”
●“工作可以调动了，自己却再也离不开大漠里的莫高窟”
●“当时的人做事，没有任何功利成分在里面”
●“敦煌保护利用工程将把一个完整的莫高窟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钱是目前我最发愁的事情”
在大西北的荒漠里，敦煌莫高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这美仑美奂的石窟艺术记载着中华文化曾有过的无与伦比的辉煌与璀璨，这里是飞天的故乡，佛教的圣地。
年初冬，本报记者曾前往敦煌莫高窟采访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进展情况。在敦煌研究院办公室里，记者曾请教樊锦诗院长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的可能性。采访结束后，她在莫高窟前向记者表示，“希望通过现代数字化的保护手段，将一个完整的莫高窟留给子孙后代。”
近日，记者在京再次面对面地采访了樊锦诗。此次谈论的话题，依然离不开敦煌，离不开文物保护。在采访的过程中，樊锦诗表示出对当前社会上急功近利心态的担心，她反复在重复这样一句话，“做一件经得起时间检验、历史推敲的事情并不容易。”
采访的最后，她希望通过本报向全社会呼吁，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同时，一定要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也是她今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的新提案。
“国家既然同意让我来敦煌，我本人也答应了，那就要坚持，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樊锦诗,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主流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她那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走向。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她选择去了敦煌，而这一去就是40多年。
25岁毕业、大城市长大的江南女子如何在大西北一呆就是40余年？这几乎是不同人面对樊锦诗时会产生的相同疑问。
然而，樊锦诗却将其简单地解释为，“当时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很多人听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就去了新疆，而且一待就是一辈子。不能用现代人的思想简单地去否定过去。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好，国家既然同意让我来敦煌，我本人也答应了，那就要坚持，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经历过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人，对党和国家有着很真诚的热爱，对建设新中国、建设祖国美好家园有着狂热的激情，那时人们都在谈论保尔?柯察金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会被其中的英雄情节深深感染着。”
现在，樊锦诗常对敦煌研究院里的年轻人说，“如果带着功利去做一件事情，肯定做不好。”
樊锦诗对记者说，“当时的人做事，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单纯的喜欢。很多人都这样，一些老先生，像早期的常院长、段先生他们来的时候，有的比我还小，20岁左右就来到敦煌。来了以后，一辈子默默无闻，文革时被打成右派，被斗完还继续去画画，一丝不苟地画，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画，一点一点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觉得这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这部分，他们就没支撑了，而且他们画的时候像是在跟古代的艺术家交流。现在他们都年老了，80多岁、70多岁，还想着敦煌，还要回来，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真正的家。”
谈到现在的文化保护工作，樊锦诗表示出自己的担心，“有一些人把文物商业化了，如果一个事情还没有开始去做，就去想着钱，想着得奖，那么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即使得了奖，那么这个奖也有问题。”
“难以想象，在敦煌这么有名的地方，人们却过着如此简陋的生活”
年，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四年级学生的樊锦诗在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了她心中神秘的敦煌。
“最初是通过学校的文献读物了解到敦煌莫高窟，只是出于简单的好奇心，希望来敦煌实习，而到了之后才发现，敦煌这么有名的地方，人们却过着如此简陋的生活。”
回忆第一次抵达敦煌莫高窟的情景，樊锦诗今天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真实的想法，“首先，坚守敦煌的人怎么能待这么久？其次，心里由衷地敬佩这些人。最后，别人能待的住，我也一定能待。”
美丽的敦煌，条件却是恶劣的，这个在上海长大的女孩将面对大漠的艰苦生活。
成长在小康之家的樊锦诗在上海曾用“奢侈”的煤气做饭，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南方人吃饭虽然很少，但很讲究，可西北菜的咸辣酸让她难以适应，顿顿必吃的馒头、发糕也逐渐让她没了胃口。”
谈起当时敦煌的实习生活，樊锦诗说，“当时的敦煌，电灯、自来水、报纸统统没有，连洗头发都成了问题，在北京我用香皂洗，在上海用茶籽，而到敦煌后因为水碱性很大，无论用什么洗，头发最后还都是粘在一起的。”
实习没过多久，樊锦诗就因为水土不服生病了，相比其他三个一起实习的男同学，她回家最早。
艰苦的环境让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樊锦诗有些始料不及，但是当毕业分配，常书鸿所长点名要她去工作的时候，樊锦诗还是选择了敦煌。
父母得到消息后，考虑到她身体不好，又是个女孩子，坚决表示反对。家里人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要求尽量不要分配她去敦煌，但信没寄到学校，被樊锦诗自己扣下了。
就这样，樊锦诗如期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随后被分到考古组。
“我们是做考古工作的，不能整天搞艺术，我们还要生活。敦煌的生活太差了，没饮用水、没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卫生设备，消息闭塞，好像与世隔绝。”
当时也确实也有不少人萌生出调走的念头，大多因为条件艰苦、家里分居。
“我当时确实没有下过决心，将来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当时想法很简单，我总归要跟男朋友成家，成了家嘛，就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个往大城市走，一个女方到男方那儿去，这是很自然的。”
想起第一次放假回家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笑着对记者说，“从敦煌回到上海，足足坐了60多个小时的硬座，腿都坐肿了。听着咕咚咕咚的火车声，心里想着已经离开敦煌，慢慢地轻松起来。而从上海返回敦煌的时候，同样是咕咚咕咚的列车声，听起来却十分沉重。”
“工作可以调动了，自己却再也离不开大漠里的莫高窟”
年樊锦诗和男友彭金章结婚，同时开始了他们的分居生活。
“年的时候，我已经来敦煌10年了，也就是说，慢慢对这个地方已经有感情了。刚来其实还是无所谓的，走就走，待就待，那个时候已经有些感情了，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已经可以搞一点业务，业务上舍不得了，这个地方这个事业也不舍得了。”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位于山东泰安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都曾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远在大西北的敦煌却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没有损坏一个洞窟，没有损坏一座佛像，图书馆内也没有丢一本藏书。
在那段不平常的岁月里，江青曾经公开表示，“像敦煌这样封建的、宗教的、牛鬼蛇神的东西，有什么好保存的？”
“敦煌研究院里的员工在那段时期里，十分紧张，内部基本达成了一致，嘴巴上那么说说就可以了，该保护还是要保护的。绝不能把坏人引到敦煌里来搞破坏，谁要是把坏人带进来了，谁要负全部的法律责任”。
可是究竟要负什么法律责任，当时谁也讲不清楚。听说红卫兵要来敦煌的时候，大家都紧张得一夜没睡。
“敦煌莫高窟里面的塑像、壁画都是泥的，根本禁不起折腾。”
后来才知道，借着串联名义来敦煌的红卫兵，目的不是来打砸的，也是因为好奇专程来看敦煌莫高窟的。
“他们到达后亲口告诉我，我们跟你们一起保护敦煌莫高窟，这样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樊锦诗的工作又开始重新走向正轨。
“任何工作都是这样，不做也就不做了，如果做深入，就会发现有无数的工作需要做。”
在工作调动的事终于可以解决的时候，樊锦诗却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大漠戈壁了，“犹豫矛盾了十几年，重心却越往敦煌偏。至于工作变动，可以调动到武汉大学当教员，也可以到湖北文物单位搞文物工作，但是觉得到那儿去搞文物好像没这边有意思。这里需要我，那个地方不见得需要我。”
直到年春节，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丈夫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在结婚20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这一年，樊锦诗48岁。樊锦诗告诉记者，“人生最动荡的时间应该是大学毕业到40岁之间。人到40岁之后，心会比较沉，考虑问题比较现实，也不会想入非非了。”
本来是一个人来到敦煌，结果不仅她自己没有离开，还把先生也拉过来扎了根。樊锦诗说，“这就是敦煌的魅力了，再加上我对敦煌的感情，外加敦煌确实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老一辈人也希望我留下，我也就留了下来。”
“敦煌保护利用工程将把一个完整的莫高窟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年12月底，敦煌史上最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全面开工。该工程包括保护利用设施、崖体加固和栈道改造、风沙防护及安全防护4个部分。该工程总投资万元，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一次性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作为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中的重要一项，敦煌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吸引了社会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