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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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被人欺南风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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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成!”

我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家里最小的四妹。

她的童年在黔南一个穷山恶水的村庄里度过,条件最困难的那几年,一家六口围着一个小木盆,紧巴巴地舀出唯一的一小碗米饭,留给我母亲,其他人都吃又粗又黄的糠。

似乎有这么一种假象:经历时代更迭的前两代人,对饥饿的记忆似乎要更牢靠一些。

我的外婆,和几年前还在世的外公,老两口几十年来几乎从没倒过一口剩菜,离开儿女独自居住的时候,炒一份菜要小三天才吃完。

“剩菜省时又省力”。他们还挺骄傲,对“吃剩菜致癌”这种“现代性谣言”是不以为然的。

我外婆有着充足的历史底气:几十年前在农村的岁月里,每年过年才敢杀一次猪,炖一次肉,和着一大盆白萝卜,过完年后肉都被挑完了,剩下无穷无尽的白萝卜,每天都吃。

那时还没冰箱时,白萝卜很快变成酸萝卜,要整整吃大半个月。

我那健朗又能干的外婆,做了一辈子饭菜,几十年前上山爬坡、砍柴挑粪无所不能,她们这代人几乎和自然是一体的,因此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清楚不同基础食材的成分和营养价值。

但问题也出在这儿。

她太明白哪些东西是现在有、以前没有的,因此也太有自己那一套“稀缺”论了。于是,鸡蛋不吃、精肉不吃、花生米不吃、一切包装鲜艳的零食一口不沾。

所以,在我的整个童年到成年,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好起来了,我见到餐桌上的外婆脸上最频繁的表情,不是放松或享受美味,而是紧蹙眉头、两只嘴角往下撇,鼻头也皱成一坨,咋舌道:“吃不成!”

在我们那儿的用语习惯里,“不成”近似于英文里的“notcapable”,而不是“cannot”或“willnot”。

为了在人前强化她的“排异反应”,她训练出颇有一套信服力的规范:不是不喜欢吃,而是吃了就倒胃。

就像今天也有人不吃香菜、喝不惯牛奶一样,医学家已经替我们解释过了,有的人基因里就是有东西决定了会排斥某些特定食物。

外婆的演技奇佳,甚至因过犹不及而原形毕露,一盒牛奶放到面前,就闻到了“腥味儿”,一包超市里的“XX菌”(价比肉贵),还没下锅,就“闻着想吐”。

小儿不懂事,年幼的我顾着哈哈大笑了:外婆的鼻子比狗灵!

旋即是佩服,我那上能爬山砍柴下能游水种田的钢铁外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娇气”了,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对了,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时候,她还在好些顿没吃饭的情况下,扑灭了一场把自己房子点燃的大火,一个人赤脚跑进去,两只手救出四个娃。(家谱为证)

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拨人,对“苦日子”似乎有股不忍遗忘的自豪感,从物质匮乏的年代走过来,淌过艰难岁月的老一辈,大多经历贫瘠、饥饿甚至战乱,一针一线一砖一瓦紧巴巴地把生命缝起来,勤俭、节约成为生命的信条。

在他们眼里,剩菜剩饭节约的不仅是食物,也是诸多现代便利设施的使用成本,比如菜市场上的交换行为、燃煤气费、油盐酱醋……

他们潜意识地顽守着某种坚定不移、自视不朽的习惯,试图与时代划清界限、分道扬镳。

“不像话”的世界

你不能否认,身边总有这样一些老人,以习惯为理由,不愿意跟子女去大城市居住。

他们嫌吵,嫌大,嫌公交车太绕、五花肉太贵,嫌阳光太猛烈睁不开眼,电梯不会按总走错楼。

“习惯”,是最具侵占性、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像恋爱一样。

在时代巨浪的冲击下,老一辈对心灵孤立极度敏感及惶恐,唯有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他们才可能在纷繁的世界找到自我坐标,抓住来自岁月深处的一丝安全感。

总之,一定有一样小事,成为他们拒绝踏入现代科技生活的理由。

除了剩饭剩菜,还比如囤积癖——包装纸箱不舍得扔,好像搁在屋子角落能凭空长出金子来似的。

年,艺术家宋冬把母亲囤积了一辈子的物品作为展品摆出来,作成一个展览叫《物尽其用》。

“由于物质的乏匮,对世事变幻的忧患,也由于传统的节俭美德,人们把暂时无用但可能‘一朝有用’的物品竭尽心力地保存下来,经过不断地积累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私人财产……这些零碎什物逐渐充满了有限的家庭空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有的老人就更厉害了,他们有本事让你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如何做到丝毫不受时代影响、自成一体地活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上?

5年前,借陪我入读大学之便,我那当时70岁的外公人生第一次到香港,搭乘港铁,听到女播音员用粤语、英文和普通话依次报站,刚说完粤语,外公在一旁冷不防忿忿抖出一句:“这是什么话?不像话!”

我必须暗自庆幸,得亏他讲的是家乡方言说的这句话,否则怕是要引来车上一片侧目。

更小的时候,遇到路边推车卖的棉花糖,外公“闻价而怒”,扯着嗓子上去嚷嚷:“我们那个年代,一分钱一个,你这棉花糖要两块钱?!……”

还没完。进入中学,家人给我报补习班,平均下来一节课要小两百,知道外公的“德行”,便哄他说“两块钱一节课”。

外公听罢后咂舌认真思索,半晌后自言自语悠悠道:“现在的娃读书不便宜……”

在外公的世界里,流通货币就像孩子一样,是永远长不大的。

想知道明天的天气,必须每晚七点半准时守在电视机前,你告诉他互联网上啥都有,他不听,骂它们不准。

买汽车票火车票,非要自己提前一天跑一趟车站,把票攥在手里才安心,怎么劝也不信,犟如铁牛。

我敢打包票,如果我那老外公“有幸”经历去年到今年的疫情,平时出门永远用大布袋装纸币、坚持只用按键翻盖手机的他,必然是被“大数据”挡在外面的那一波时代退伍者。

倔强、固执,背后透露出一股不服的劲儿,不愿意承认自己被时代排除在外,哪怕这俨然属实。

他们的恐惧

闭上眼想象一个场景:早上拥挤的某生鲜超市,一个看上去年过古稀的花发大爷,正在打开一个折叠了好几层的布袋,然后缓缓从里面抽出几张揉皱了的零钱纸笔,最大的面值是50元,后面排队的人已经开始催促,他既心急又耐心地分出分毫不差的数额,放在收银台上。

收银员习惯性地头也不抬问了一句:会员码有吗?扫一下。

大爷瞬间哑在原地,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嗫呶了半天他问:“会员码是什么?我没那玩意,还能买东西吗?”

收银员解释:“没有就不能享受优惠啊。”

大爷瞬间又气结了:“你们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

这是真实发生的场景,它也可以被复制到你所在的任何一个城市,当代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司空见惯了以后,类似情况的解决方法通常是:要么大爷乖乖原价交钱,要么旁边某个路人帮他扫一下会员码,就当是节约大家时间。

但无论二者哪一种,这位大爷想必都不能避免产生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

年轻人也许不在乎那一点优惠,但老年人,你让他知道有,而他不能享受,他就会郁结在心。

有的老人甚至因为一时拿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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